浙江海洋大学何建瑜博士（中）带领星颉实验班学生开展贻贝增产相关研究。 沈家迪 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随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
当前，对于高校来说，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需要积极应对乡村新发展阶段带来的新挑战，超前谋划、提前布局，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高校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直属高校全部投入脱贫攻坚战，成为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一支重要力量，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高校服务乡村基层的道路。
各地方高校面对本区域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需求，主动将相关工作纳入全校事业部署，寻求两者之间的连接点、共振区，调整办学定位和服务对象、优化学科布局和专业结构、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直接为乡村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有效治理、乡村基础教育等提供智力服务和人才支撑。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调查发现，经过若干年的实践，我国高校已经基本形成了服务乡村振兴大格局的主要路径，包括党组织建设、教育扶持、产业提升、实践教学、文化引领、生态恢复及医疗保健等多个方面。其中的典型案例有，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在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成立乡村振兴专家工作站，增强乡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实现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甘肃中医药大学在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八力镇卫生院建设远程会诊中心，定期选派专家到基层乡村开展现场诊疗以及医疗培训，让农户就医少跑路、少花钱等。
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已然成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咨询研究的高端智库、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科技创新和技术供给的重要力量以及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集聚高地，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支撑和保障。
当前仍面临三大难题亟待破解
当前，我国高校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仍然面临以下三大难题，需要引起重视：
问题一：乡村发展存在两个“受限”。具体而言，一是乡村持续发展动能受限。我国乡村人口老龄化快于全社会平均水平，乡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加之产业、教育、医疗等领域严重滞后，农村地区很难吸引到外来优秀人才。缺乏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和优质劳动力流入，乡村地区就难以获得持续发展的动能。二是农业发展现代化程度受限。2021年1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报告》指出，全国农业现代化实现程度由2015年的58.1%增长至2018年的62.0%，表明农业现代化实现程度总体上处于转型跨越初期，农业现代化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农村农业发展缺政策、缺资金、缺设施的现实困境，导致难以充分吸纳来自高校的人才、信息与技术。
问题二：高校支持存在两个“缺少”。具体而言，一是依然缺少深入基层、潜心田地的内生动力。当前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机构和教师服务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持续度。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破五唯”作出了新部署，有望从根本上激发高校更好地服务地方、造福乡村的内在驱动力。二是依然缺少对农业项目、农村人才的外部助力。本世纪以来，很多科教项目往往聚焦大工业、高精尖、最前沿，更侧重普适性、实用型的涉农项目获得的外部支持相对较少，影响了高校支援乡村振兴的资源储备与技术更新。
问题三：政策保障存在两个“不足”。具体而言，一是政策系统性不足。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人力、物力、财力的持续注入，是信息、资源、能量的系统集成。高校需要根据乡村实际需求，结合自身优势，有所区分、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尽管在这一领域已经有很多好的政策制度，但就总体而言，仍然缺乏推动形成完整服务链的政策文件和配套体系。二是工作协同性不足。各级各部门出台了诸多鼓励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但政策体系缺乏规划，相关工作涉及到农林渔牧、地方政府等多个部门，工作中的协同性不足，难以发挥合力。甚至在高校内部，部门、学院常常是分别开展不同的乡村振兴服务项目，缺乏信息沟通及资源集聚，影响了工作成效。
协调好各方力量推进三项工作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不是单向的资源输出，而是建立在“乡村振兴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多个参与方的协调发展、同频共振。新时期，高校服务乡村振兴还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全面加强政策统筹力度，明确涉农学科乃至各高校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具体责任，从系统层面出台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激励政策和制度体系，强化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推力”和“拉力”，提升两者耦合关系的“耦合度”和“协调度”，推进高等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协同互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主动加强与其他部门、其他区域的协调与合作，打破单一管理部门、单一服务对象的视野局限，形成众志成城、群策群力的助农工作氛围。各高校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科教综合体的综合优势，形成一种多方介入、全程协同的政策体系，汇聚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形成“农民主体、政府主导、企业引领、高校服务、社会支撑”的乡村振兴共同体。
二是注重因地制宜，找准服务乡村振兴的“切入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要注重因地制宜。笔者所在的课题组调研发现，东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更多侧重于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中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更多侧重于教育振兴和产业振兴，西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更多侧重于产业振兴和医疗振兴。不同的侧重点与各地“三农”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具有不同需求息息相关。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务必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根据乡村发展实际需求，抓紧培育紧缺农业人才，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优先发展特色农林产业，让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源。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要注重因校施策。各高校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要通盘谋划、统筹兼顾，结合自身的学科、专业特色，有的放矢地制定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宜策略，找准服务乡村振兴的“切入点”。高校可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地方服务中，寻找农学结合的“契合点”，突破“以我为主”或者“以区域为主”的单线思维，不断夯实基础、扩大各方共识、建设创新机制体制，打造符合学校特色、满足区域需求的农学合作平台。教育主管部门也可以针对不同类型高校制定差异化的分类管理和评价机制，不断推进每一所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独特的知识空间、创新空间和共识空间。
三是强化内生动力，凝聚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外合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离不开“懂农业、知农村、爱农民”的“三农”科教人才。高校要注重选送一批思想品德高、业务能力强、工作态度好的中青年干部，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事业中来。同时，还要注重遴选专业水平高、技术能力强的涉农科技团队，提供全方位、全视角的技术服务。对于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中长期耕耘的干部和专家，高校在职称评聘、职务晋升、绩效考核等方面，应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和资源提供，以激发、维护、壮大广大教职员工服务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同时，高校还要凝聚服务乡村振兴的外部推力,积极争取、吸纳、结合党政部门、农工商企业、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中来，建立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实现整体步调一致、统筹协调共进。除此之外，县域和乡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乡镇企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也应当积极作为、相向而行，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空间扩散效应，积极参与高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改革进程，积极寻找合作的方向和载体，共同推进乡村振兴。
（作者吕慈仙系青岛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孙百才系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政系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项目“地方高校延伸到县域办学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的研究”【BIA190164】和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进程统计监测及政策优化研究”【项目批准号：2019LD06】的阶段性成果）
